譬如旧时代的基础物理研究，自西历1430~40年代开始，各国物理学界、尤其是尤洛浦与联邦物理学界，围绕新一代粒子加速器而开展大量工作，期望尤洛浦部署的“大型强子加速器”能为基础物理带来新的研究方向。

这一庞大而宏伟的计划，进行了若干年，最终于西历1457年告一段落时，结论，

却是令人失望的“没有任何新发现”。

耗费十余年时间，大量资源，天文数字般的钱财，最终只得到轻飘飘的一句话。

理论物理学家或许还能平静的接受这一点，毕竟，他们早有预感，也并不认为“没有新发现”等同于一无所获，至少现在大家可以明确，在“大型强子加速器”的能级上，基本粒子的态势（意料之中的）没有变化。

而对于从资金、资源到土地的各国政府，没有新发现，则是一个天大的坏消息。

但又能怎样呢，科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个抽奖般的烧钱游戏，民众或许不了解这一点，负责科学技术研究的官僚，多少总会心知肚明。

但，充斥国会与议会的政客们，基本科学素养则与他们的的良心一样欠缺，面对“没有新发现”的坏消息，轻则暴跳如雷，重则联名抵制，拒绝再向科学研究、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投入巨资，进而，断绝人类在这一方向的任何重大科学研究。

研究中断，渺茫的希望随之一并断绝，在方然看来，倒也算不得太糟糕，毕竟那“希望”本来就未必有。

至于西历1490年代的今天，新时代的科学研究，更深受资源、经费的困扰。

且看ne大区，在一切为军事建设服务的大前提下，科研经费的投入，不可能完全满足科学家们的需求。

即便有限的科研经费，毋庸置疑，大部分也会用在应用技术、而非基础研发上。

在这种条件下，基础科学，基础理论，这些研究机构至多只能维持，或者开展一些聊胜于无、甚至是验证性的实验项目，对诸如理查德费曼这样的顶尖人才而言，差不多就是在混吃等死，虚度光阴。